明末白银危机与比特币未来

mangeloo btcd 2022-03-27 08:07:10 808比特币

  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水浒英雄或者侠客经常甩一枚银锭去购买商品。但是实际上,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的广泛使用从元代才开始——原因是中国本土并不盛产“银”这一贵金属。

  在宋朝,货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硬币,有铜钱、铁钱等,第二类是纸币,有交子、钱引、会子、交子等。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世界货币”给中国本土带来了一定冲击。因为蒙古的贵族们从世界各地囤积了大量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适合作为世界通用货币,而为了方便流通,元朝官员制定了以白银为本位储备的纸钞机制,理论上可以通过中统钞来兑换白银,从而保证纸钞的等价性。

  朱元璋作为一个经济学基础不佳的草根皇帝,对元朝的货币政策效仿但只学到了皮毛。他也发行了“宝钞”,但是并没有金银和丝绸作为价值储备本位,导致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人们只能用金银兑换纸钞,却无法反过来兑换。而当财政遇到经济危机时,政府通过无限印钞来解决——1429 年,每贯宝钞按照官方定价可以当钱 10 文,当银 0.01 两;但是到 了 1452 年,每贯宝钞当钱只有两文,当银则只能到 0.002 两。此时的宝钞由发行时对白银比价的 1: 1 下跌到 1: 500,宝钞在经济活动中如同废纸一般。

  货币的无限超发自然带给民间带来巨大的痛苦,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找到了替代之法——老百姓无视1394年朝廷颁布的禁银和禁铜令,实际上民间形成了银+铜的双币本位:白银因其稀有,在民间作为大宗商品交易被使用,例如洪武末年杭州的丝布商户,均使用白银作为贸易结算货币;铜钱则因为相对白银流通量巨大,容易私造,被广泛的使用在零售业和小额支付中。

  一方面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灵导致法币无人使用,另一方面是民间自发使用白银和铜钱导致实际上白银已经成为了法币主币。因此在1436 年,英宗面对宝钞滞行状况下令“弛用银之禁”,结果是“朝野率皆用银”。1567 年,明穆宗颁下皇令要求在进行货物买卖时,“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而“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意味着白银的使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明确肯定和确立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明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贩不断从美洲运送白银到中国换取瓷器、丝绸、黄金,再返航到欧洲进行套利销售。这给中国境内注入了大量的白银流通量,给白银作为民间主流货币带来了绝佳助攻。1545年和1548年,秘鲁 Potosi 和墨西哥 Zacatecas 两个大型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而南美的殖民主西班牙则因此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在万历25年(1597年),从美洲运往明朝的白银高达300吨。这在史料中记载颇多,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

  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白银暂时在中国失去了产量极少的硬伤,自身优势开始发挥:

  当西方世界经济足够景气时(地理大发现阶段的“牛市”),白银对中国市场的供给充足导致了优秀的储值型货币与优秀的零售业货币作为双币被广泛使用。即白银和铜钱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经济学中的“互补品”,铜钱实际上成为了白银本位(并不稳定)的支付辅币。

  糟糕的纸钞货币政策和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明朝民间和官方都最终将白银作为官方贸易货币结算单位。

  从明初到万历年间这 150 多年的“金融科技革命”,让政府开始蠢蠢欲动。当金融创新具备套利性时,监管开始出手,企图将套利机会被中央政府抹平。

  如果你穿越到了明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负担十分之重:最基本的税收组成是两种。

  一是土地税,按照你持有的土地产出缴纳税务,如土地上生长的是稻米,则每年缴纳一定量的稻米;

  二是徭役,即作为公民个体需要缴纳的贡献付,但实际上徭役的主观性和随机性更强,很难准确判断每个公民的产出应缴纳多少税务,并且在该缴税的时候能够“抓到”税基。

  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无法准确获知土地产出,即每户农民每年具体产出多少粮食,从而存在民间的藏匿空间,最终导致政府税收只能规定最低缴纳税务:每亩土地应缴纳 N 石粮食,无论丰收或灾荒。

  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税收的单位是白银+实物税的混合体系,导致只能通过财务革新来提高白银税的比例。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上台后,逐步推行税务改革:“一条鞭法”,企图将土地税和徭役合二为一,并且“摊丁入亩”,将徭役分摊到每一亩田地中,并且把实物税折算成白银,促使白银货币化终于完成。中国的田赋制度至此由实物税阶段进入了货币税阶段。

  一条鞭法提高了国家税收体系的效率,节约了征税的成本,增加了财政收入,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万历六年的明朝财政收入 3,509,800 余两白银,支出 3,808,400 余两白银,共计亏空 328,600 余两白银。而到了万历十二年十二月,从户部尚书王遴的报告“皇上御极十三年,太仓粟可支七年,银亦可支二年”,可以看出一条鞭法的颁行的确给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带来了转机。同时,实行计亩征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均赋税和徭役作用,也因此明朝国库以白银作为收入储备,自然白银成为了官方法币。

  当白银成为政府储备货币后,弊端显现。当白银与铜钱的汇率产生巨大变化时,会对民生带来极大的动荡影响,从而最终加速了明末经济危机和明朝消亡。

  明朝从嘉靖年间官方正式规定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之后白银和铜钱一直有官方的兑换比率。但是明朝民间老百姓日常使用铜钱,而纳税时使用白银,不同地区的白银铸造和运输成本不同,自然导致白银与铜钱的官方汇率持续滞后于场外汇率的变化。

  上文已经概述,中国本土银产量不多,因此白银供给基本受世界白银产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尤其是在一条鞭法施行后,白银成为明政府的官方储备货币:

  当海外白银净流入时,白银贬值和铜钱升值,明朝政府通过税收囤积的是白银,而且白银贬值的速度比政府加税的速度更快,实际造成了“减税”效果,政府被动实现了刺激性货币政策。

  一旦本土白银流通量减少(如因为闭关锁国、海外经济危机、海外白银产量减少、其他国家白银需求增加等原因),明朝经济就会陷入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白银升值和铜钱贬值——这会导致连锁反应。

  当白银通缩时,政府依然收取白银,老百姓每年能通过粮食兑换成白银变少,税负实际增加。

  但是有能力囤积白银的白银Holder们,多是土豪士绅及政府官员,疯狂囤积白银导致实际流通量减少,而政府无法检测并且无法通过税收完成经济调控。这导致社会财富马太效应加强,底层生活困难加剧。

  基于1和2,百姓由于抗风险资产大大减少,导致天灾人祸容易直接让经济危机变成社会危机,农民起义变多,破坏明朝农业社会的根基。

  万历之后的崇祯皇帝很不幸遇到了这个情况。在明政府无白银铸币权的情况下,白银货币供给减少会导致恶性通货紧缩,由上述123条逻辑层层传导,最终百姓只能揭竿而起。当然后续的清政府遇到了相反的问题:白银因为鸦片战争持续输出,导致白银在中国境内升值,但实际上国际上白银贬值,巨大利差导致国内购买力恶性变弱,从而积贫积弱,只能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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